江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末到联合国总部供职，现任联合国工作人员文娱理事会摄影协会。在近30年海外生活里，翻译始终是江融的专业与工作，但摄影早已变成他的一生所爱。在积极进行摄影创作的同时，江融笔耕不辍，通过学习、观看与交流，不断撰写摄影评论，推出自己的著作与译作，并逐渐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摄影理论学者。
江融：虽然我在联合国工作，但我发现周围的亲朋好友对于联合国缺少认识，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摄影揭开联合国的神秘面纱。于是从2004年开始，我用禄莱6008中画幅手动相机和电子闪光灯拍摄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联合国人民》。第二部作品是《我中国人民》。2008年是30年，又举办了奥运会，我就选择在这个重要年份停薪留职回到中国，拍摄中国人的肖像。2009年起，我借助每年联合国土著问题论坛提供的好机会，拍摄来自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这就是第三部作品《我土著人民》。
记者：《我联合国人民》《我土著人民》基本是在室内拍摄，而《我中国人民》则是在开阔，您是怎样选择拍摄的地点和人物的呢？
江融：我基本上是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地点和人物。比如在山东，我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和胜利油田。到每个地方，我会先在街上观察，找寻比较有特色的人，然后上前接触、沟通，争取得到拍摄许可。当时，我是先把遥控线交给被摄者，让他们先拍几幅像，之后我再拍摄他们的肖像。
这是一个尝试，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的影像在过去100多年里，基本上是由外国人拍摄并输出到世界各地的。从清朝的传教士、探险家，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卡帕、布列松、马克·吕布，再到1971年尼克松访华时跟随而来的摄影师，最后到2008年奥运会吸引来的大量记者。2008年，我觉得中国人已经到了可以表达，自己来掌控自己形象的时候了，我就选择让他们，然后我再拍。通过相机观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像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中国人的个体形象，也看到了一个群体的模样。
记者：除了创作，您还进行了大量摄影理论文章的翻译和写作，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摄影金像。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摄影理论？
江融：这是中国摄影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挑战。从客观发展上来说，理论应该是滞后于实践的，它的作用是总结、回顾，然后提出新的可能性。无论是摄影史还是摄影理论，应该由不同的人提出不同观点，互相交锋、对话，最终形成当下的理论框架，然后由艺术家和读者自己去判断其价值。
江融：每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性：一定常的。很难说科班出身的摄影师会不会更顺。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就认为：摄影大师是天生的，院校培养不出来。
当摄影进入当代后，与绘画、装置、音乐、雕塑等艺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数码化亦使摄影的发展空间无比广阔。但与此同时，这也给摄影带来危机：如果摄影师在面临新技术时转型不成功，就很容易被淘汰掉。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接受了一流的摄影教育，又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观念，并且懂得如何融会贯通地利用它，我想他们一定能够创作出一批与传统摄影不一样的新作品。
记者：回看历史，布列松那个时代的摄影家已经把摄影中的单幅瞬间影像做到了某种极致表达，当摄影进入当代后，您觉得这种经典照片的范式还有存在价值吗？
江融：当然有，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往前走一小步。所谓创新，不是子虚乌有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依据所学到的知识，在现有历史的基础之上，重新进行翻新。布列松也好，弗兰克也好，他们已被写入历史，其也一直激励着后来人，但年轻人不一定要受其影响，他们的创作应该更多和当下时代结合。当下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推动时代往前发展，也促使我们的观点不断更新，这个特点体现在所有行业。
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在摄影中加入声音、视频、手绘等形式，用以制作多作品，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江融：我觉得这是一种必然，因为技术发展往往引领着艺术家的创作方向。在摄影史上，从摄影术诞生到大画幅相机，然后到135相机，再到宝丽莱相机，最后到数码相机，每一次的技术更新都让艺术家产生了新的创作可能，使作品产生新的样式。
江融：这个问题我在采访英国摄影理论家夏洛特·柯顿时也问过，她倒不这么认为。柯顿认为作为本体的摄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管是韦斯顿的人体、亚当斯的风景、卡什的肖像等，在现代主义阶段，对摄影本体的探索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正如19世纪末的写实主义绘画已经很难继续发展，尤其在摄影术发明以后，更是直接把绘画推向了另外一条道。
所以我觉得，摄影如果继续探索本体的话，很难有新的突破。我相信这也是当下很多摄影家的困惑，我期待年轻艺术家能利用新的媒介和技术创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