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内蒙古、天津等地方政府公开承认此前经济数据存在水分，并对16年数据进行了调减。1月3日，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同时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全球经济数据库1月11日，天津将2016年滨海新区GDP从10002亿调整为6654亿，2017预计为7000亿，官方解释调整原因是GDP统计口径从注册地改为在地。
笔者认为，一个地区较高的GDP总量或增速只能反映该地区为实现经济 发展目标所可能投入资源的能力，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经济绩效水平，更何况是“注水GDP”。内蒙古、天津主动修正GDP等数据，彰显了告别“GDP速度情结”的决心与自信，说的更直接一点，是在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甩下历史的包袱、思想认识上的包袱。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称“GDP和国民收入账户的其他指标委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宏观经济数据GDP被广泛用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体现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客观地说，从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的辩证联系角度来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将GDP作为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经济绩效主要尺度，是合适的，也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的过程中，中国gdp数据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也患上了“GDP速度情结”，甚至将GDP异化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最终导致GDP等衡量经济绩效的指标“注水”。
“注水GDP”且不说误导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决策，其实地方政府也是“受害者”，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吹牛也要上税”，造假也是需要成本的，成为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包袱。很简单，我国实施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体制，虚增财政收入必然要多报税收数额，相当部分的虚报空转是要按照比例向中央和省级财政上缴的。与此同时，在财政空转过程中，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企业也是要付出高昂成本的。
正如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指出，这笔大账早算清、早主动。1月3日至4日，在天津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指出，我们下决心调整优化结构，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坚决不要徒有虚名、自欺欺人的“速”和“量”。我们下决心调整财政结构，降低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搞“竭泽而渔”，降低企业费用，涵养财富源泉，优化投资环境。
从最早对GDP挤水分的辽宁省的经验来看，却也是甩包袱越早越主动，“GDP注水”的负面影响基本消除。据2017年10月底各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辽宁省GDP增长2.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2.1%；2016年前三季度，辽宁省的这一数据为-11.1%，全年GDP增速是-2.5%。
应该说，辽宁、内蒙古、天津等地方政府修正GDP“速度情结”，对GDP主动挤水分，彰显了这些地区官员为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进行刮骨疗伤的勇气与责任担当，当然，也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以及中央对地方债务管理日趋严格等有很大的关系。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经济从关注总量增长到注重质量的高质量发展。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未提及经济增速目标，明确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十九大之后这种经济发展基调的改变，指引着地方政府从关注经济总量增长向注重质量的转变，而甩掉单纯追求GDP增速包袱，是从粗放的数量增长发展方式迈向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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