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机构安排我负责招生，根据招生的情况给提成。”案发时处于无业状态的何某称，自己2011年供职于培训机构时，开始在网上收集个人信息，用来联络客户。
何某表示，自己在培训机构工作时，底薪最多时大概是3000元，学费按1000元计算的线个点的提成。
“你这么多年一共获利多少？”面对公诉人的问题，何某说他在培训机构工作到2017年总共获利几千元，公诉人随即指出何某此前阶段曾经交代自己获利6万至7万元，何某随即摇头说：“没有，我没有说过。”
何某说自己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收集信息：一是通过网上查找，另外则是通过加入网上培训的QQ群，可以下载收集个人信息。
“网上这种群特别多，”何某说，“群名大致类似‘电话业务群’，群主一般不怎么验证，谁想进都可以，群里有各种人分享业务，也就是的个人信息。”在何某电脑中，有这样名称的文件夹：“2017年1000元购买的好资料”，对此，何某曾经供述称“好的信息是需要买的，在共享群里主要是‘捡’信息”。
“如果两三个月没有业绩，通常就会被老板。”何某表示，根据他的了解，培训行业内负责招生的业务员都会像他这样操作，有时他们也会与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互通有无”。“之前有个做展会的人找我说想请老师，我就把一部分我掌握的信息分享给他了，没有收钱，我觉得就是帮个忙。”何某说。
“具体到门牌号，存款多少，是否是银行的VIP，购买的房产在哪里等等都能看到。”该案的主审牟芳菲表示，何某收集的信息中包括法律的个人信息，按照法律，类似财产状况等被法律界定为“”的信息，达到500条，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而何某手机中的上述信息已经达到100万条以上，因此在判决时，对何某做出了有期徒刑4年的处罚。
“在审理中我们发现，收集信息的源头来自于一些单位和机构，个人是没有权限和能力收集他人信息的，这就需要这些单位妥善保管掌握的信息，同时这些机构的员工也需要恪守职业准则，一旦保管不善或者向他人提供信息，达到一定标准，也将会被追究相关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表示。
海淀、石景山法院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今，信息的案件较往年均有所增加。其中海淀法院统计显示，2015年至2017年，该院每年审理信息的案件在2件至3件左右，2018年至今已经审理接近30件。
海淀法院刑一庭张鹏表示，2018年此类案件数量增加，与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由于该司释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了个人信息的行为，为打击此类犯罪明确了标准，打击力度加强，案件数量相应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张鹏表示，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多数法获取信息的罪犯，而对于信息的源头和信息提供方则很难到底，“不少个人信息泄露是黑客通过‘撞库’的方式潜入机构后台获取，在网上无法查到实名信息，此外，不少信息是通过购买和获取信息的双方相互交易，导致信息被多渠道。”
信息的交换与买卖，在近些年也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利益链条。张鹏介绍说，随着通讯的发达和手机上网的便捷，有人开始制作某种特定的代码，该代码插入网页后，只要有人手机浏览该网页，其手杨玉环容貌复原图机号码、型号、浏览内容等信息均会被记录下来，不少经销商购买这类代码，作为精准营销的数据模板。而代码提供者往往也会进行标价，比如1万元可以购买5万条精准信息等，经销商需要付费后才能获得。
在信息方面，张鹏提示说，除了个人不要点击陌生网页的链接外；相关掌握信息的部门需要加强防范意识，一方面是技术手段要跟上，一方面是加强员工的法律教育与意识；同时，也需要国家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技术公司，对窃取信息的行为进行技术上的防范。（记者 王巍）
本文由来源于财鼎国际